崔乃夫
编者按：2009年9月17日，兰州大学将迎来百年华诞，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百年，对一所传承文化的高等学府言，意味着根深、蕴足，对于扎根于西部陇原之上的兰大，更是意味深长。它以其深厚的底蕴、独特的气质，不仅穿越了百年的风雨，还培养了无数人才。诞生于兰州的《读者》杂志，从最早的创办者，到发展壮大阶段的中坚力量，以及年轻的后继者，兰大不断为其“输血”。故在它百年校庆之际，我刊特刊发此文，一方面怀抱景仰和感恩之心，追寻奠基者的足迹，缅怀其事迹；一方面衷心祝愿兰大在历史的长河中走得更远，让百年的底蕴更深更厚。
兰州大学作为一所重点大学，屹立在祖国的西部，在比较艰苦的环境下能长期保持较高的教学质量，取得较多的科研成果，是由诸多因素形成的。但在诸多的因素中，不能不谈到起着重要作用且有远见卓识的三位校领导，他们就是辛安亭、林迪生、江隆基。这几位校领导都给兰大留下了宝贵的遗产，使兰大形成了刻苦、朴实、严谨的校风。
辛安亭
辛安亭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到兰大的，与其他两位相比也是最后一个离开兰大的。1949年兰州解放，他以首席军代表的身份接管兰大。经过八年抗战、三年解放战争和短暂的兰州会战，原本简陋的学校更呈现一派破败景象。学校停课，人员流失，师生都处于待援状态。就在这时辛安亭走进了兰大。他以和蔼可亲的态度、实事求是的作风和踏实苦干的精神，以身作则地宣传党的政策，很快稳定了局面，同时他本人也赢得了广大师生的拥护和爱戴。不久辛安亭被调到新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，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，负责中小学的教材编写工作。辛安亭这次虽在兰大待的时间不长，但正是他翻开了兰大新的一页。
辛安亭第二次进入兰大已是“文革”的中后期。他是作为“解放”后落实政策的“三结合干部”进入兰大领导班子的。以他的作风，和当时掌握实权的造反派是无法融合的。他当时的处境有点像海瑞，既无能为力，又绝不屈从。也正因此他得到了广大师生的同情和支持，成了拒抗力量的代表。有一次我问他：“在这样的条件下，怎样工作呢？”他说：“不要怕，不理他们，趁着有时间多读书，多思考些问题，将来是会有用的。”他拿起一张纸片写道：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”他要我坚持多读书、多研究问题。他说，形势总有好转的一天，要为那一天做准备。
我最后一次见到辛安亭已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。当时，他生了重病，住在北京肿瘤医院。他穿着一身病号服，面色苍白，显得老多了，但仍坐在床上修改稿子。我俩谈了很久，也谈了很多，唯独没有谈病情。他知道自己得了癌症，也知道时间不多了，但他把生死看得很淡。他活一天就要做一天的事，是一位真正的大丈夫。临走时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做，他微笑着说：“没有，没有，一切都很好。”他去世后我从朋友那里得知，他当时正有一些苦恼事，但他从不向人开口，也不给组织找麻烦。
辛安亭给兰大留下的最大的遗产是：做正直的人，做有骨气的人。
林迪生
林迪生是在兰大工作时间最久的一位领导，差不多上个世纪整个50年代、60年代、70年代都在兰大工作。即使80年代他离开兰大后，每年也要回到兰大看看。兰大是他毕生精力投入最多的地方。他愛兰大的学生，爱兰大的教师，爱兰大的一草一木。他人虽走了，但这份情谊是割不断的。
林迪生曾留学日本，一生从事教育工作。辛安亭走后，他由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改任兰大校长。兰大多项重要工作都是在他的主持或参与下完成的，如新校址的选定和建设，重点大学地位的争取和确定，多名著名教授的聘请和委任。朱子清、刘有成、徐躬藕、郑国锠、吕忠恕、赵俪生等，都是经过他的争取而到兰大任教的。
林迪生中等身材，背微驼，说话时总是带着微笑，说起话来带有浓重的浙江乡音，慢慢的，软软的。他给我的印象是和善、朴实，毫无锋芒。但在工作中，他是个外柔内刚的铮铮铁汉。在1957年的“反右”运动中，他是兰大唯一持不同见解的人，他反对在学生中划那么多右派，反对给一些教授戴右派的帽子。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，他的支持者太少，力量太悬殊了，兰州大学还是错划了一大批右派，但无论如何林迪生还是表达了他的意见，而且坚持到底。但到后来他本人也未能幸免，受到了批判，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力。
